不說幾句“資產負債表衰退”，貌似對不起各位觀眾了！

最近，辜朝明在香港現身，把脈中國經濟，關注度很高。他提出了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藥方——不要搞貨幣政策上，也不要搞結構性改革，而要加大財政刺激力度，這是唯一的出路。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為何要財政刺激？

他的道理很簡單，“因為資產負債表衰退，企業(yè)和個人拿到錢，不去投資和擴張，而是去償付債務。這種情況下，必然引起大規(guī)模經濟萎縮”，所以需要財政發(fā)力。

其實，加大財政刺激，這對于中國來說，是太熟悉不過的配方了！

比如，2008年“四萬億”，2014年大規(guī)模鐵路和水利投資，2015-2019年數萬億PSL注入棚改，2020年疫情以后新基建、地下管廊、老舊小區(qū)改造等；從直接財政投資到地方債、城投債，再到上調赤字率，專項債；現在談論政策性開發(fā)性金融工具、各種產業(yè)基金和更新基金。

據說，又在醞釀特別國債了！

總之，不是你這幾位專家剛讀了美國籍的日本經濟學家的書之后，才被考慮的，它不僅在十幾年前解決危機的時候用過了。而且在這些年，但凡企業(yè)沒能力或不想投資、居民沒能力或不想消費時，都是一輪一輪的基建刺激。即便是城投國企在做，背后也是地方政府的隱性擔保。

從KM城投事件來看，出了問題，還是地方財政兜底，甚至不惜違反財經紀律，工具就是財政那“四本賬”。可見，財政發(fā)力或叫強刺激，我們一直都在用。從96年亞洲金融危機后，我們發(fā)行特別國債補充銀行資本金，推進基建，到現在20多年了，財政刺激一直沒停過。

看看下面的表，就知道我們把“財政刺激”用到什么程度了！

圖：近年來地方政府顯性債務余額不斷攀升

2022年，地方債務率突破120%的警戒線！

注意的是，這還只是顯性債務，我們還有大概同等規(guī)模（大概30-40萬億）的隱性債務。當下，債務集中到期（包含之前置換的債務），“誰家的孩子誰抱”的剛性原則，凈融資減少（40%的社融用來還本，地方債付息占財政的6.1%），平臺搞了太多無效項目，導致危機臨界了。

這說明了一點：不能再“強刺激”了！

高盛最近“掀桌子”的報告中稱，12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，有34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務，占銀行資產的61%。它傳遞出一個信號，即“地產+基建”的風險正在向金融體系蔓延。

而“防風險”恰恰是今年經濟工作的主題！

那么，為何辜朝明的“資產負債表衰退”論又大熱呢？

一是，我們確實出現了類似的現象。比如，盡管貨幣擴張很快，M2余額創(chuàng)新高、利率創(chuàng)新低，但居民不愿意加杠桿買房或消費，存款大增，甚至提前還款；比如，民企不愿意投資。

二是，辜朝明的“資產負債表衰退”，將經濟形勢講得很嚴重，甚至比日本當年還復雜，要加大刺激力度，趕緊治病救人，避免資產負債表衰退，如果不抓緊時間，今后想救都救不回來。

他開出的藥方——財政刺激大力度加碼，迎合了近期國內媒體、機構“強刺激”的呼吁。大家應該注意到了，近期各種“小作文”滿天飛，凡是國常會的穩(wěn)經濟部署，都會被解讀為大力度“刺激”，一起讓市場相信臆想中的政策。所有的問題，都在于刺激力度不夠導致的。

一旦刺激力度不及預期，市場便明顯下跌，這在資本市場表現很明顯！

希望怎么刺激呢？就是像美國、日本那樣，地方政府杠桿率到頂之后，呼吁中央加杠桿；杠桿打完了，就打零利率，打光了零利率，還有負利率；商業(yè)銀行被拖累，還有政策性銀行、還有央企AMC，地方AMC，把壞賬接過來。然后，再一波一波地QE，QE完了還有QQE。

也不想想，這幾年地方債務、城投的問題、地產的問題，搞出了難以填補的窟窿。

可能，他們更多考慮的是，把債務剛兌了，把眼前的問題解決了，把嚴重的問題（比如債務暴雷、系統(tǒng)性風險、地產硬著陸）留給未來。至于未來直面這些問題時，我還不知道在哪里呢？

其實，類似“資產負債表衰退”的現象，不管是居民不愿意加杠桿買房或消費，存款大增，甚至提前還款，還是民企不愿意投資等，背后都是結構性問題。居民存款增加，主要并非資不抵債，或出于“預防動機”（收入或工作預期不穩(wěn)），或地產財富效應減弱，或理財凈值化。

試想，如果來了史詩級的量化寬松，把地產拉起來，會是什么場景，我敢保證，存款立馬轉化為首付款。

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結構性問題：3-4億的新市民或年輕人，7億左右的農業(yè)人口，在過去沒有充分分享到城鎮(zhèn)化、商品房市場的紅利，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，還有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幣。新型城鎮(zhèn)化的背景下，他們無力加杠桿，導致寬松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失效。

圖：中國財富的階層分布 數據來源：中金公司，《中國財富報告（2023）》

民企投資信心不足，就更是結構性的問題了：

除了玻璃門、彈簧門、旋轉門等，最典型的就是各地“招標設卡”，建設全國統(tǒng)一大市場，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。更重要的是，近些年對于地產、平臺等回歸實體本源的治理整頓，導致的預期不穩(wěn)等。既需要堅定地撥亂反正，鼓勵引導民企走向新發(fā)展模式，政策也要糾偏。

說到底，“快變量”的刺激，已經成了舊模式了，搞不下去了（或者說，不是不想也，而是不能也）。改革是倒逼的，能過舒服日子，動筋骨的動力沒那么高?，F在，到了非改不可、非改不能，培養(yǎng)經濟“慢變量”的時候了。比如，土地制度改革，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；公共財政建設，降低新市民、年輕人在城市的成本；生產性服務業(yè)，統(tǒng)一大市場建設等。

只是，我們習慣了40多年的“快變量”，習慣了“日子難過了，立馬通過強刺激恢復到舒服的狀態(tài)”，根本不適應“慢變量”，沒那個耐性。

所以，也就不奇怪，今年本是2013年三中全會10周年和改革開放45周年，本該復盤當時提出的336條改革，到位沒有、到位多少？如何謀劃新一輪改革，但是，沒有多少聲音提，反而現在市場關注的熱點話題是如何刺激。

當然，并不是反對使用寬松政策，而是有度、處于輔助地位。強刺激，邊際效應減弱了，還讓問題更加嚴峻棘手。7月份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，基于“托底”、防范資產價格明顯下跌需要，會出臺相應政策，只是偏向于多方位的常規(guī)紓困形成政策合力，大力刺激的可能性較小。

辜朝明在討論“資產負債表衰退”的時候，講了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觀點：就是在這一時期，日本政府保住了國民的基本生活水平，讓年輕人至少有機會作為“平成廢宅”度過自己的一生。相信很多人都去過日本，盡管這些年日本經濟停滯，但人們生活水平并沒有下降。

對此，辜朝明說道：“歷史上每個經濟體都只能保持一段時間的高速經濟增長，放慢就無可避免”。?辜朝明認為，最好的結果就是，在增長還能維系的時候，政策全力支持經濟發(fā)展。當不可避免的衰退到來時，至少國民還能有一個不錯的生活基礎。這樣，財政刺激時，更廣泛的人群會以卷入到其中，我們沒有這個微觀基礎。這一點，或許才是最值得借鑒的。

為啥，我們要搞城鄉(xiāng)融合，為啥把新能源充電樁鋪到廣袤的鄉(xiāng)村，就是要建立這個基礎。如果說辜朝明的刺激財政論還有空間和必要，那就從這個角度出發(fā)吧。

近期，《當農民工老了，而養(yǎng)老錢還沒著落》的文章很共情，太能說明問題了。參保新農合，退休后一個月只能領到100-200元?？床箐N比例是高了，但相比城市居民，限制太多，這樣的結構性問題數不勝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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