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學習時報》8月16日刊登的陳龍同志的《厘清擴大內需的八個認知誤區(qū)》一文，有一些新意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，可以對消除擴大內需在認知方面的誤區(qū)，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。但是，文中有些提法和想法，特別是對認知誤區(qū)觀點的提煉，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。

關于“‘單純投資或消費拉動（主導）’的認知誤區(qū)”問題

【資料圖】

文章認為，“學界一直存有‘投資拉動’和‘消費拉動’的爭論，尤其是近年來有觀點提出要走‘以消費為主導的發(fā)展（增長）模式’?！边@是事實，不僅是學界，實際工作者中也存在這樣的觀點和想法。但是，并不是文章所提煉和表述的“單純投資或消費拉動（主導）”，而是投資和消費誰更積極、主動一些，誰發(fā)揮的作用更大一些。而事實也是，在不同時期、不同情況下，投資和消費的作用也有不同。且不僅是投資、消費，出口在一定時期也會成為“主角”。只是，誰唱主角，并不將其他排除在外，只是角色發(fā)生一些轉換而已。如果因為角色轉換了，就將其格式化、模式化，甚至固有化，就認為是非此即彼，那就真的發(fā)生認知錯誤了。因此，文章的這一概括，存在“絕對化”現象，把正常的角色轉換變成了角色取舍，不可取，也不可為。

關于“‘投資過多、消費過低’的認知誤區(qū)”問題

在這個問題上，文章提到，“投資過多、消費過低，常常被認為是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一個重要表現?！庇谑?，文章反問：如果按照這一邏輯，不重視或抑制投資，將會給我國經濟社會發(fā)展帶來巨大的負面效應，影響一系列發(fā)展目標的實現。顯然，這是完全站在理論角度分析問題，而沒有充分關注現實做出的一種觀點提煉和論點歸納。實際上，這個問題還是投資與消費角色如何互換、轉換的問題，而不是非此即彼，也不是此重彼輕、此多彼低。投資是不是過多，關鍵看效果；消費是不是過低，關鍵看動力。如果雙方都能正常發(fā)揮作用，就不存在誰多誰低的問題。所以會出現投資多、消費低的觀點，是因為前些年房地產和城市建設投資過猛，房價上漲過快、政府負債過多，對居民消費和政府改善民生產生了制約作用，而非消費本身出現了什么問題。

關于“‘投資效率不高’的認知誤區(qū)”問題

對這一問題，文章用了這樣的表述，“據測算，我國與相同經濟發(fā)展階段的其他國家比較，效率是高的。我國單位GDP增長所需要的投資，不僅比美國、日本或西歐少得多，也比相同經濟發(fā)展階段的其他國家少?！北硎鰧Σ粚Γ隙▽?，因為，都可以有理論數據支撐。但是，有沒有道理，不充足。因為，判斷投資效率高不高，不僅要看單位GDP增長所需要的投資，還要看總投資、看投資與負債的匹配度、看負債的形成速度和償還能力、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率和對經濟結構的影響。很顯然，在這些方面，我國既有好的經驗可以總結，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訓。特別是房地產市場的過快過度發(fā)展、城市建設的過度超前，自然對投資效率的影響是比較大的，這一點，不能否定。

關于“‘基礎設施過剩浪費、空間有限’等認知誤區(qū)”問題

對這個問題，文章的看法總體是對的，我國的基礎設施總體是供需不對稱的，基礎設施存量是遠遠不夠的。但是，也不代表不存在任何問題，不存在“過剩浪費”現象。因為，在進行基礎設施投資中，有些投資完全是不符合經濟發(fā)展規(guī)律和社會發(fā)展需要的，受到了官員個人利益的牽制和影響，投資的基礎設施不是民生設施、國家設施，而是政績工程、形象工程。如央視日前曝光的甘肅榆中縣耗資9億多元建市民公園，7年過去了，還沒開放，算不算是浪費。而類似現象，在過去若干年里，可能不在個別。

關于“‘政府投資擠出私人投資’的認知誤區(qū)”問題

對這個問題，文章用了這樣的表述：雖然在經濟理論中存在“擠出效應”，但這具有嚴格的前提和條件，并且也與政府投資的方向和時空條件有很大關聯。文章沒有像前幾個觀點一樣，用絕對化的觀點表述，而是比較籠統。實際也是，所謂“政府投資擠占私人投資”，說到底，就是領域的開放問題。壟斷領域多，私人投資空間就少。反之，則大。那么，現實生活中是否存在這樣的問題呢？中央反復強調要降低門檻、開放領域、擴大民間資本投資空間，就已經說明問題，不需要有過多的分析和討論，也不存在什么認知誤區(qū)。而且，已經開放的領域，仍存在國有資本過度強勢的問題，同樣是需要改革的。

關于“‘居民消費與公共消費割裂’的認知誤區(qū)”問題

這是一個可能作者自己也沒有完全想通、想明白的問題，因此，文章在表述時，顯得沒有底氣。文章認為，“在觀察和分析擴大消費需求時，不少觀點和主張在圍繞‘個人或家庭’的消費打轉。誠然，這是擴大消費需求的主要內容，但若僅著眼于此或局限于此，就會影響擴大消費需求的效果?！奔热怀姓J它是擴大消費需求的主要內容，那有什么認知錯誤呢？過高的住房、醫(yī)療、教育消費，確實占用了居民太多的消費，從而導致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費方面，沒有了足夠的能力，或者說消費信心和預期不強，不就是居民消費與公共消費的一種割裂嗎？至少是存在比較大的矛盾。如果公共消費代價不高，居民消費壓力就會減輕，其他方面的消費能力就會提升，這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。

關于“‘發(fā)錢促消費’的認知誤區(qū)”問題

這是一個爭論比較大、反響也比較大的問題。文章寫道，“有觀點認為，我國應像一些國家那樣直接發(fā)放現金，刺激消費需求。這種方法雖能起到一定作用，但成本太大，在我國根本不可行?！痹谖覈?，給14億人發(fā)錢促消費，確實不可行，也沒必要。根據中國人的消費習慣，發(fā)放的錢，轉化成消費的比例也會沒有其他國家高。但是，不代表不能發(fā)錢，而應當看給誰發(fā)錢。給低收入人群發(fā)錢，還是可供選擇的一種方式。前提是，對低收入人群的認定一定要準，不能渾水摸魚。所以，這不算什么認知誤區(qū)，而是角度不同、出發(fā)點不同。

關于“‘沒有政策空間’的認知誤區(qū)”問題

文章對這個問題的提煉是這樣的，當前社會上出現“財政壓力大，擴大內需，沒有政策空間”的觀點。實事求是地講，這是作者自己的觀點，而不是社會上的觀點，至少，不是多數人的觀點。社會上的觀點是“沒有太多政策空間”或“政策空間不大”、“政策空間變小”。如果用“沒有政策空間”來總結，也就太絕對了。美國政府多次關門，也沒有說“沒有政策空間”，更何況，我國只是暫時遇到了一些困難，怎么可能出現“沒有政策空間”的問題呢，分明是作者把問題夸大了，把社會上很正常的觀點和反應絕對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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